唯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
只有坚持依规治党、制度治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才能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才能为全面依法治国确立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才能发挥好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政治优势。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
顺应这个时代潮流，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加强专门法院、仲裁机构、调解组织建设，提高涉外案件司法裁判水平，提高商事争端纠纷仲裁和调解的效果和公信力。我们要总结民法典编纂的成功经验，推进法律制度建设的集成化、法典化，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领导立法，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在宪法法律上体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从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专门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好。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为了保证法律有效实施，必须建立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防止法律沦为一纸空文。十四个坚持是一个内在协调的整体，它们一起围绕着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今年1月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第一章总则第五条规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应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增进共性、促进一体，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第二章工作职责第十一条明确规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中华文化始终是西藏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西藏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思想深深扎根在群众心中。相关民族团结进步地方立法中，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责任。2009年1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颁布，拉开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地方立法的序幕。
因此，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通过保护文化遗产、提升文化产品质量、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创新民族团结载体形式、发展文化产业等途径，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2019年1月通过的《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第四条规定，示范区建设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今年2月通过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第一章总则也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其立法目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既是中华文化绵延发展的语言文字载体，也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可以说，该条例是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地方立法中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的重大突破。
2020年1月，《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通过。第六条明确指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应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目标。第六条指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民族团结进步地方立法要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的规定，提升各族人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并通过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享有，提升各族人民的受教育权、就业和工作权、文化权利享有水平，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文化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明确规定。
在民族团结进步地方立法中，应明确立法指导思想，从具体文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载体等方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文化认同是指共同体成员对其所属的共同体长期形成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等的承认与接受。
就立法目的和立法指导思想而言，民族团结进步地方立法，初期一般表述为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等内容。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运用法律手段和法治思维推进和规范民族团结工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法治保障，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特征。此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于2010年6月颁布，《贵州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于2015年3月颁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于2015年12月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云南省也纷纷颁布了民族团结进步地方立法。强调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要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高传承中华文化的自觉，并将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作用体现在民族团结进步地方立法之中。
今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通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五个认同、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方式载体、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等一系列重要论断。
同时，发挥地方立法的规范、引导与评价功能，巩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等文化认知，树立中华文化是各族人民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的理念。该条例第四章宣传教育中强调，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应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之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地位得到明确和强调。民族团结进步地方立法为民族团结提供法治保障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载体和方式，它发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工作实践，在新时期得到全面加强，内容不断丰富、形式更加多样。
该条例还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教育、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具体落实，作了深入细致的规定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收益很大。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信赖原则被推广至过失犯的其他领域，成为排除行为不法的一个重要事由。一方面，在帮助者（自以为）明确地认识到被帮助者具有犯罪意图的场合，鉴于帮助者完全有可能发生错误认识，此时被帮助者也不一定真的有犯罪意图。
与主观说和客观说相比，根据折中说所划定的可罚的中立帮助行为的范围会更为狭窄。退一步而言，即便每次帮助行为增加了时间成本，鉴于这种日常性中立帮助行为发生的频次极为有限一一远低于业务性中立帮助行为发生的频次，这种时间成本的增加应该不会给帮助者带来过重的负担。
所以，刑法处罚明知对方有盗窃意图而仍然为其配制钥匙的行为的有效性，要高于刑法处罚明知对方有盗窃意图而向其出售螺丝刀的行为的有效性。问题的提出 网络犯罪可以分为以网络作为犯罪对象的网络犯罪（即计算机犯罪）、以网络作为犯罪工具的网络犯罪（即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和以网络作为犯罪空间的网络犯罪三种形态。
全面处罚说仅从理论逻辑的角度展开推导，丝毫没有考虑处罚中立的帮助行为可能给社会正常的运转带来的负面影响，放弃了法教义学结论在刑事政策上的妥当性，难言妥当。当然，法律不能成为网络技术发展的绊脚石，但网络技术也不能成为犯罪的挡箭牌。
此外，按照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的思路，《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85条第3款增设了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因此，刑罚的成本收益对比情况，就是看刑罚目的的合理性、刑罚的有效性、刑罚的必要性这三个要素之间的乘积与刑罚所造成的损失之间的对比情况。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有效性，等于刑法阻止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有效性与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不可替代性之间的乘积。不难料想，在这种规避法律风险的动机的驱使下，那些无需交易双方进行现实交流的商业模式（如网络购物）会得到迅速的发展，而那些需要交易双方进行现实交流的商业模式（如实体店零售）则会遭遇沉重的打击。
这正是学界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上迟迟不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前提下，应当认为，网络服务商的预期成本高于预期收益，因而刑法阻止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有效性很强。
本文认为，这种思考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不过，鉴于可能具有犯罪意图的被帮助者在所有被帮助者中的比重较低，帮助者因为交易机会的减少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较为有限，其对帮助者而言通常不会构成难以承受的负担。
或许有学者会认为，刑法惩罚业务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只是要求帮助者在被动地知道帮助者的犯罪意图时拒绝提供帮助，而并不要求帮助者主动审查被帮助者是否具有犯罪意图，因而不会赋予帮助者以审查的义务。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这些增加的成本最后必然会转嫁到作为消费者的被帮助者身上，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
